雷颐在《寻根》今年第四期发表的《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一文中指出：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主张维新变法的维新派虽然处于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毕竟还在“体制内”，其改革虽然对既得利益者触动很大，但手段还是“温和”的。可惜的是，握有重权的顽固守旧者不能容忍这种“温和”的改革，拿“祖宗”压“新法”，最后以十分“激烈”的政变手段结束了这次“温和”的改革，新政尽废。作者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清政府非常顽固地拒绝“体制内”的改革，所以才自掘坟墓，把新兴的改革力量从“体制内”推向“体制外”，并导致社会变革的动力发生下移，把具有进步思想的留学生和处于社会下层的会党等逼上革命道路。
叶汉明在《历史研究》今年第四期发表的《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文化》一文中指出，明代中叶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家族文化向岭南地方社会普及的重要时期，百越文化因而进一步汉化、儒化。家族文化向岭南地方社会的推进，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对基层社会渗透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嘉靖年间在“大礼仪”问题激起民间修祠祭祖之风的影响下，岭南庶民土著利用国家认可的伦理规范来确立血缘和地缘组织合法性的过程。
闵杰在《近代史研究》今年第四期发表的《论清末彩票》一文中指出，清朝末年，政府财政困窘，天灾人祸交逼，遂不得不借彩票应付各种急需。近代中国的彩票业首先在救灾的名义下创办于上海，各地政府随之把它当作敛财的新手段而纷纷仿效。由于清政府权力日趋衰微，对社会难以实行有效控制，因而在清朝灭亡前十年间，彩票已风靡全国。
